北石窟寺诸多窟龛造像的开凿，主要集中在北朝隋唐之间，宋代仅在第165 窟明窗两侧凿出16 罗汉。到了明清时期( 1368—1911) ，开窟造像活动基本消歇，但维修活动却没有终止。同时，根据佛教世俗化的要求，各种民间信仰不断掺入，使北石窟寺文化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色。
北石窟寺的修葺活动
明清朝廷对佛教很重视，据《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下令: “一切南北僧道，不论头陀人等，有道善人，但有愿归三宝，或受五戒、十戒、持斋、戒酒、习学经典，明心见性……不论山林、城郭、乡落村中，恁地结坛上座，拘集僧俗人等，日则讲经说教，化度一方，夜则取静修心”，他认为佛教能够对民众产生劝善的作用，“景张佛教，世人因是而互相仿效，人皆在家为善，安得不世之清泰”。清朝统治者，“从顺治的想出家，到雍正的大搞禅法，充分反映出清代前期的几任皇帝，对于佛教的兴趣是多么地浓厚，而他们与佛教的关系又是何等的密切”。
从现存的碑铭看，明清时期北石窟寺至少有过八次修葺活动：
第一次完成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正月十五日，陕西平凉府镇原县五泉里怀任村信士安泰及其妻冯氏发心重修佛灯，僧人德全、圆清、圆真、真仙与俗家信士30 余人助缘。《重修佛灯记》碑记载了这次修缮活动。碑文表明，明朝时期，当地民众称北石窟寺为“石窟寺”，将其视为“本地圣境”。北石窟寺第165 窟开凿于北魏永平二年(509年) ，安泰等人对七佛殿(第165窟) 重修，距离奚康生的肇始，已过整整997年。
第二次是在明穆宗隆庆四年(1570年) ，第165窟内西壁南侧题字: “大明国陕西等处庆阳府安化县董志里人氏，在于镇原县双屯里石窟寺住持僧人曹祖宽、师兄曹祖会、师弟曹祖海保、延室人袁氏、长男曹道科、曹官保、曹□(岁) 元，隆庆四年重修石窟寺，保佑一家大小人口平安，孽畜兴旺”。此次重修活动与安泰等人的修缮相隔64年，具体发起者为曹氏僧俗，这次修缮内容不详。
第三次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 ，主要是整塑北石窟寺诸神像，增置(或重修) 关公和二郎神像。《大清碑记》记载: “陕西省□□□(平凉府) 镇原县东有□□(石窟寺) ，内有古□□□□□□□□为有关圣帝君、二郎诸神。共修山门，万善同归。释天调御师门下弟子海法，男能悟书。康熙肆拾叁年岁次甲申正月吉日立”。这段碑文反映出: 第一，这次修葺活动主要是维修山门，并增置(或重修) 关公和二郎神的塑像; 第二，主持修缮工作的是僧人海法，附近民众纷纷捐资，从碑记中镌刻的功德主名单看，捐资者多为当地金姓民众(40人)，此外还有柳姓(10人)、折姓(4人)、王姓(4人)、刘姓(4人)、李姓(6人)、郑姓(5人)、张姓(4人)、邢姓(3人)等，表明这次修缮不是某几个家族参与，其民众基础很广泛; 第三，康熙三年(1664年)，陕西分为左右布政使司，以右布政使司驻巩昌，康熙七年(1668年)移治兰州，改为甘肃布政使司，平凉府和庆阳府均隶属于甘肃。隶属关系已经改变了四十年后，当地百姓立碑仍然习惯性地称陕西(平凉府) 镇原县，说明当地十分闭塞。
第四次是在乾隆五十三年至六十年(1788—1795)，现存《重修石窟寺诸神庙碑记》对乾隆年间的修缮有详细记载，同时提及明朝及清朝康熙年间的修缮:“今原州之东有石窟寺者，粤稽厥初，盖创自元魏永平二年泾原节度使奚侯创建。其泉石清幽，境况奇幻，龛像宏壮，阁楼严峻，似有非人力所为者。迄今历千有余年，代有补葺，而无所考验。惟有宋时绍圣初年重修之绩，记于古碑，然断蚀磨灭，十亡八九……旧有明季所增修诸庙宇，至本朝康熙年间更经重演，奈历年又久，墙倾壁圮，颓垣覆神，若有难安其舍。社中信士不敢坐视其残毁，遂于乾隆五十三年咸发虔心，含金损资，庀工修理，移基换像，作庙于大佛殿前。中置观音大士，关帝右，二郎旁对”。从碑铭可以看出: 首先，这次修葺规模大，发心捐资的人数众多; 第二，持续时间长，工程断断续续进行了七年，“阅数载而功告成焉”; 第三，成就不凡，明朝时期的修缮对原有造像“有所增修”，康熙年间“更经重修”，经过乾隆年间的重修，“一时栋宇崇隆，榱桷巍峨，殿阁神□庙貌森如荒凉之基焕然一新，堪为千古之胜概，圮败之址翻然复旧，允作邻封之异境”。“邻封”本意为相邻的封地，泛指邻县，邻地。经过这次增修，北石窟寺面貌焕然一新，保持了在陇东地区的突出地位。
第五次是在嘉庆二年(1797年)。《重修石窟寺碑记》对重修的具体内容没有说明，按照常理，应该是对佛像的补葺和院落附属设施的维护。从碑文的记载看，第一，助缘之人众多，除了远近百姓外，还有四方客商如山西商人，除了个人自愿捐资外，还有许多乡镇庄社，如太平镇、董志镇、高崖子社、黄李家社、地头孙社、南庄张社、南庄李社、邢家庄、杜家庄、丰沟庄、罗家庄等。第二，与以往的碑记不同，碑文详细记载了一些工匠的名字，如瓦匠(刘顺子、马不生、不长)、石匠( 曹启长、刘一成)、解匠( 薛继举)、才匠( 李辉、魏光彩、赵忍、章李)、画士(王宗胡)等，工匠行业齐全，说明这次维修活动的涉及面还是比较广的。第三，这次重修活动的主持者为贾心正，除了信仰的目的之外，还带有明确的商业意图，即确定庙会时间，进行物资交流，“石窟寺原系古迹，历年久远，祀礼几缺。于嘉庆二年三月十五日立牲畜会，以修祀典。所收税务，一半输官，一半留为香火之资，永为定例，勒记于石，以示不刊云”。
第六次是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主要是对距主窟群1.5公里的云崖寺(今石崖东台石窟群)的增修补葺。据《道光碑》记载，这项工程由寿官金法章发起，邑里同姓及张姓、刘姓、曹姓、邢姓部分群众好善助缘，捐资捐物。寿官在明朝时期是逢恩诏颁下时才赐予“德行著闻，为乡里所敬服者”的德寿兼备老人的一个头衔，清朝寿官指由地方推选并经皇帝恩诏颁下，授予老人冠带的一种名誉头衔。金法章善于营生，“寄身陶朱兼理农桑，克勤克俭，以故家道寝寝”。他在经商(“寄身陶朱”)的同时，还不丢弃农桑，成为远近邻里的楷模，即所谓“洵镇邑特出之一人也”，“人若公可以无愧矣”。发家致富的金法章并未满足所得的成绩，也没有挥霍资财，而是决定捐资捐地捐材，在柳树湾增修补葺云崖寺，欲建功当代，积福千秋。该地原有四个唐代洞窟，并有一些附属设施(木质阁楼等)。由于历年的侵蚀，道光时期庙宇已现败象。金法章“推出己身柳树湾庙前地一段，己身兑明柳树庙前地三段”，并且“出己身培植已成树枝，以为增修补葺之谋”。金法章的善举引来了远近信众的积极回应，“一人倡之，众人从之，一家行之，一里效之”，道光十四年十月完成了对云崖寺的修葺。
第七次是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军占据陇东，战火弥漫，北石窟寺受到巨大的冲击，据第294 窟( 即娘娘庙) 墙碑墨书修庙序文描述: “同治兵燹之后，庙宇焚毁，寺院皆成荒草蔓延”。同治兵燹之后，人民的生活逐渐趋于平静，恢复了北石窟寺近处一年一度的庙会活动，当地民众在165 窟正前方30 多米处修建戏楼，使北石窟寺更具民俗风味。
第八次是宣统元年(1909年)，主要是重修庙宇，改换金身，加固门窗。光绪二十三年的维修，主要是增设戏楼，各窟造像的残破状况没有改变。据第294窟门北侧墙碑墨书修庙序文记载，合社人等不忍坐视石窟残破不堪的样子，“各输己赀，重修庙宇，改换金身，虽不比昔日之作庙诸神，尚且有安，亦不如旧日庙宇之华丽。现今诸佛、菩萨、圣母娘娘赴位，香烟拜祷依然旧日之规模”。这次修缮不仅有对原有窟龛的维修，也有造像活动，还添置一些壁画，如在寺院北端二台处修建“圣母宫”一座，内塑道教题材的三霄娘娘和送子婆、接生婆坐像等，还有《封神演义》中的神话故事壁画，如“三霄娘娘送子图”“纣王进香题淫词图”“子牙火烧琵琶精图”“比干路遇卖菜妇图”等。
在明清时期，从正德元年(1506年)到宣统元年(1909年)的400 多年间，北石窟寺经历了八次维修，平均半个世纪修缮一次。但从总体上看，没有出现大的改观，其衰败的状况却愈来愈显现出来。清朝中叶以后，“更是国是日非，国运日厄; 而与封建制度同命运、共盛衰的佛教，自然地也就更加日趋没落，每况愈下了。清代佛教，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勉强地维持其存在的”。嘉庆二年以后，北石窟寺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重修，但人为的破坏在这一百年间也是最严重的，特别是同治年间的战乱所造成的破坏。郭朋认为，清代佛教“只不过是前代佛教的一种微弱的历史回声和即将干涸的历史河流中的余湿而已”。这个论断用在明清北石窟寺的演变上也是十分恰当的。
佛教与民间宗教信仰
在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宗教以其超人的神秘力量与权威意志成为支配民众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通过各种庄严的或者带有娱乐性的、神秘的而又随时可行的仪式吁天祈神，借以安定心灵，消灾除厄。佛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课题。从明清碑刻看，当时的重修寺宇主要是当地百姓捐资修补，碑刻上都录下了捐施群众的姓名，说明虽然佛教信仰没有北朝隋唐时期那样狂热，但对当地群众仍然很有吸引力。四百年间北石窟寺八次被重修或局部增建，表明民众的佛教信仰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减退，只是变得功利色彩更浓。
(一) 民间信仰成分的上升
不论岁月的变幻还是朝代的兴替，民间信仰与佛教都以其炽热的温度，烘托着社会变迁的轨迹。明清时期的北石窟寺，已经不同于北朝隋唐时期的佛教膜拜，而是掺杂进来了许多道教的内容。在大佛殿(即第165 窟)前，“中置观音大士，左关帝，右二郎，旁对显圣龙王”，可见三教合一的趋势非常明显，成为民间糅合各种信仰而成的、充斥着世俗气息的活动场所。第294窟中三霄娘娘成为主尊，与诸佛、菩萨共享烟火拜祷，说明民间信仰的因素在不断上升。在明清老百姓的眼中，各教神明始终是井水不犯河水、不相矛盾，无论何方神圣都具有降灾或施福于人间的无边神通，都是有求必应的。本着趋利避害的心理以及“礼多神不怪”的信念，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普遍采取了多神主义的行为趋向。
朱元璋曾经说过: “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明代高僧云栖袾宏在《山房杂录·诗歌·题三教图》中顺应时代的需求，强调三教相通，“胡须秀才书一卷，白头老子丹一片，碧眼胡僧袒一肩，相看相聚还相恋。想是同根生，血脉原无间。后代儿孙情渐高，各分门户生仇怨，但请高明完此图，录取当年宗祖面。”当一系列外来神明传入本土以后，在人们熟悉它的教义的同时，普通民众用自己对神灵的观念去理解、感悟和敬奉神明。
明清时期“中国民间诸神系统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日益丰富和发展”，民间信仰在民间有其根深蒂固的传统势力。对于北石窟寺周边地区普通的村民来说，他们更愿意相信佛和菩萨是传统信仰中的神仙一类人物，与关帝、二郎神、三霄娘娘有着同等的法力。将他们共置一处，人们所受到的庇佑会更多更广。
但也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的人都是虔敬者，有一些人为私利所驱使，不惧神灵降灾，敢于偷盗寺中的灯油，使得虔诚的安泰对“不善男女，近年专心盗油，或虽借不还者，私家己用”而影响供佛的行为感到很恼火，也很无奈，在《重修佛灯记》中诅咒说: “若有不善男女专心盗油，永堕地狱，托生禽兽”。北石窟寺需要反复重修，除了自然风化等因素外，也与人为地破坏有关，如偷盗寺中器物、践踏佛像以及同治兵燹的蔓延。
佛教中国化，更多的是民俗化的过程，佛教深深地楔入中国社会的底层，同时也被中国的习俗改变了面貌，成为地道的中国宗教。庙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项重要的民俗和民间经济交流活动，北石窟寺的庙会也非常活跃。北石窟寺原有佛教盛典，宋明时期的盂兰盆会非常兴盛，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原州彭阳县石窟寺盂兰盆会记》记载，“每岁中元，近寺十社，建盂兰道场，设千佛之供，作乐大会。四方来者，不啻百千众，均施筍脯之饭，以广善因。”明朝正德元年(1506年)《重修佛灯记》均有记载，安泰等人为七佛殿造灯柱，以迎“七月十五盂兰大会”，说明至少在明朝正德年间，盂兰盆会仍然在北石窟寺是有迹可寻的。可是时隔291年之后，盂兰盆会在北石窟寺一带被彻底遗忘，事入春梦了无痕，出现“祀礼几缺”的状况，以至于需要重新确定节日(三月十五日)。但这次确定的时间已经不是佛教的盂兰盆节，而是牲畜会，为大众的物资交流提供平台，用来筹措资财维持寺庙香火，税收所得由寺庙和官府分享。如果说绍圣年间的盂兰盆会是“佛教文化搭台，佛教文化唱戏”的话，那么嘉庆年间所确定的庙会则是“宗教文化搭台，商品贸易唱戏”。北石窟寺三月十五日庙会的开始要早于嘉庆元年，第240窟门口顶部南侧墨书题记: “嘉庆元年三月十五日大会会议陕……”，说明上一年的同日已经举行了大会，只是到了嘉庆二年才正式确定为定例。由此可以看出，北石窟寺已经彻底民间化、世俗化了。在实用理性压倒一切的国度里，走向民间是北石窟寺发展的必然归宿。
(二) 北石窟寺与秘密教会
北石窟寺第178 龛顶部墨书题记: “大清乾隆六十年二月……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这四句话本是天理教(八卦教)的要诀，“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说的是教内的层次等级，“五行生父子”说的是宗族血缘关系，而“八卦定君臣”则说的是教内的组织结构，这个要诀表达了天理教(八卦教)借用旧的传统的思想资料，体现教内的等级观念和内容。
天理教由八卦教发展而来，八卦教是清代传布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民间秘密教门组织，其教内流传的《八卦教理条》说，世界被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分成西北、西南、正东、东南、正北、正南、东北、正西八个方位。这八个方位的正中还有一个方位，就是中央方位，这就是“八卦即八宫，加以中央为九宫”，即九宫八卦。
据《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一和《靖逆记》卷五的说法，嘉庆十七年(1812年)八月，林清、李文成、冯克善、徐安国等人在河南道口召开会议，商定将京畿及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坎卦教、震卦教和离卦教三大股势力联合起来，组成天理教，并准备于次年九月十五日发动起义。嘉庆十八年(1813年)二月，徐安国告诉崔士俊、张见木: “今岁孟冬，一月中行三节气，此即白洋(阳)劫。劫前七日，白旗传遍，凡无旗者尽杀之。其留而不杀者，乃分上、下，要诀云: 位列上中下，才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
据此说法，则要诀的诞生是在天理会成立(1812年)之后，而北石窟寺的墨书要诀，则标明为乾隆六十年(1795年)，早出前者17年。对此，可能有两种情况: 第一，北石窟寺墨书的要诀为后人附会，其书写到石窟的时间要晚于嘉庆十八年，而不是乾隆六十年，是后来的人随意挥毫涂鸦。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寺院圣地，没有人去开这样的玩笑。
第二，这条要诀的出现要早于天理教成立的时间，早在八卦教开教传播时已经广为流行。八卦教是清代最重要的民间秘密宗教教派，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广大群众的宗教，其教义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内部的等级森严，还强调宗族血缘关系。由于其活动的隐秘性和信徒的广泛性，是相关材料无法准确记载其发展的全过程，对其信徒的流向也无法掌控。在八卦教参与一些斗争特别是嘉庆十八年攻打紫禁城失败后，被指斥为邪教。
有相关资料显示，八卦教和混元教(红阳教、三阳教)有着一定的关系。乾陵五十年(1785年)，混元教首领樊明德被清朝处死，其弟子刘松被发遣隆德。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三月，混元教徒、安徽太和县人刘之协来至刘松配所探望，与刘松商议恢复旧教，并以混元教破案已久，人多不信，决定改为三阳教。欲觅一人捏名牛八，凑成朱字，伪称明朝嫡派，将来必然大贵。又指称刘松之子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保辅牛八，入其教者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并推称刘松为老教主。刘佐臣创立的教派，虽然是以八卦为组织形式，进行传教活动，但实质上仍然是混元教(红阳教、弘阳教)。换句话说，八卦教是混元教(红阳教、弘阳教)的一个支派。弘阳教宝卷中记载了好多尊神，如老祖、真人、佛、菩萨等，其最高尊神是混元老祖。又有无极老祖和无生老母，此两神是夫妻，无极老祖有五个儿子，老大是孔子，老二是释迦牟尼，老三是老子，而飘高祖是无极老祖第五子，受命降生东土，担负起普度众生脱离苦海的任务，因此飘高祖是现实社会中的救世主，只有投奔他，才能脱离苦海，进入未来世界。
研究者认为: “中国不但有一部道教史、佛教史，还有一部变幻难测、扑朔迷离、盘根错节、源远流长的民间宗教发展史。……前者(民间宗教)不为统治秩序所承认，被污为邪教、匪类，屡遭取缔镇压，往往只能在下层潜行默运; 后者从整体上属于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受到尊崇、信仰和保护。”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早在乾隆年间，八卦教随着山东、河南的移民进入陇东，北石窟寺的题记可能是他们对自己信仰的自然流露。八卦教从道、释二教和儒家经书中撷取一些营养，八卦教也声称该教归佛、归法、归于三宝，全如正法，并实行斋戒(戒五荤)。因此，进入石窟拜佛，并将本教派的要诀书写下来，借助佛教的一些成分来宣扬自己的主张，似乎也能解释得通。
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教会虽然有反对封建统治的因素，但总体上看不是进步的，而是落后的。不但没有促进社会发展，反而撒播了秘密教会民变的种子。中国的农民本身就有性格上的缺陷，又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对佛教的信奉也主要出于实用，因此更容易接受教会具有蛊惑力的宣传。明清时期北石窟寺一代的民众信仰的世俗化，为民间宗教的传播提供了现实的土壤。
明清时期北石窟寺的游客
明清时期，北石窟寺除了供信徒宣泄宗教情感外，也是民众休憩游览的场所。许多游客或单独到来，或结伴而至，其心态也各有不同。
从各窟龛留下的墨书和石刻题记来看，游览者大多为镇原县或周边其他县人，属于中小尺度的旅游空间行为，多数是抵暮而归，未见留宿的记录，这表明石窟对游人的吸引力较宋元以前下降了。具体来讲，主要有六种情况:
(一) 利用公务之余，顺便来北石窟寺游览
从题记看，最早到来的是王润(字泽州)，洪武甲寅(1377年)三月初八，王润利用劝农之机，参观了北石窟寺。第165窟门内北侧上方墨书游人题记:“洪武甲寅春三月初八日天台石潭王泽州潤出□劝农事，因游石窟，拜金像而去，书此以□(记)曾游”。正德年间，宋器到此处游览，“大明正德□□年仲春三月十五日，在城里部运□□(义官)宋器到此，同彭阳……”。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一日，张翰英途经北石窟寺，顺便拜佛。第165 窟门内北侧上部墨书题记，“旹皇明嘉靖二年岁次五月初一日，镇原县在城里部运义官张翰英字世僯因过石窟，拜佛金像而去，书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镇原县儒学训导郝希经到北石窟寺，其任务是为《观音圣湫祈雨感应碑记》书丹。他仔细审视了佛教造像，观察了北石窟寺的周边环境，写了一首诗以抒发胸怀:“二月崇信已多季，像教传来自竺乾。异状异形谁作俑，无君无父妄谈禅。苾刍叨钻云岩栖，石窟徒劳剞厥镌。□□□□□□ 表，惜哉堤聩莫回天”。郝希经对来自竺乾(即印度) 的佛教并不是十分恭敬，面对“异状异形”的佛像，没有产生庄严感，而是思考为什么能够令信徒们痴迷和盲从，还讥讽其“无君无父妄谈禅”。光绪戊申(1908年)，镇原县令宋运贡游览了北石窟寺，第165 窟西壁墨书题记:“光绪戊申夏后三日，镇原县令宋运贡游此。立定脚根，扫除心地。宋牧九又题”。
(二) 游方僧人云游到此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六月初九，西安府僧人来到北石窟寺，第165窟内东壁墨书题记: “惟大明国陕西西安府僧人……陕西西安□□指挥将军前……永乐十三年六月初九日……”。隋唐宋金时期，云游僧人颇多，明清时期这类人物在北石窟寺出现的较少，从题记中仅见此一例。
(三)文人墨客的游览
历代文人墨客是在北石窟寺留下题记最多的一个群体，他们更有闲情逸致，以吟诗作赋表达心境。第165窟门内北侧墨书题记:“万历五年七月十六日箫眷赵子适过，幸一瞻。忽雷雨大作，乃得五言律:峩巍石山寺，奇工信匪人。昔年遥寂怅，今日得登临。翠柳悬岩持，青峰入户亲。慈来胡阻雨，大故索手吟”。赵子适是在万历十五年(1588年)盂兰盆节的次日来到北石窟寺，这首题诗在北石窟寺众多的诗歌中，算是较好的一首，情景交融，意味深远!第152 龛南壁墨书题记:“大人量你小气，故意而欺人，乾隆十一年，不扬于外人听，平安寨……，年甲寅……时问夫子，言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千古万年”。一位刚读了《中庸》，对其一知半解的半瓶水书生来到北石窟寺，看到前人的题句，禁不住要卖弄一番，于是舞文弄墨，写下不伦不类的题句。说其不伦不类，是因为在雕刻着一佛二菩萨的唐代洞窟中题写儒家经典文句。
(四) 家庭出游
正德十五年(1520年)七月二十九日，家境殷富的张伯祐(字祐之)带领儿子张璲、张光以及仆从李有等来到北石窟寺，瞻仰佛像。第165窟门内南侧上部墨书题记: “大明正德拾伍年七月廿九镇原县逸人张伯祐祐之同男张璲、张光、至此瞻礼如來，抵暮。仆李有等侍众张世鸣”。宋金时期家庭出游在北石窟寺题记中多次出现，而明清时期仅此一例。
(五) 下层百姓
这是最没有游览兴致的群体。如第132龛北壁阴刻题记: “嘉庆七年十月十七日，五人在石窟寺帮工了二月”，五位帮工在北石窟寺干了两个月，虽然每天面对庄严的佛像，他们考虑更多的不是敬畏神祗，而是干好自己的活，完成自己的工时。第165窟西壁乘象菩萨头顶墨书题记，“平凉府镇原县在城里中街居住信士段贤濬为悟赖打死人命，含冤□□乙丑年七月十四日早到，虔心奉礼，祈诰万岁，我我万万佛吾是戊子年壬戌月己卯庚午时唯有孛星打绞可出处之保佑，吉祥如意”。住在镇原县城中街的佛教信徒段贤濬因为无赖打死亲疏或朋友，无处伸冤，于是在盂兰盆节的前一天早早到达北石窟寺，向佛祖诉说胸中的怨愤，祈求佛祖保佑。从中我们能感受到民间的苦难。第262窟内南壁西侧墨书题记“隆庆六年四月初八日，舍身施主王……”。佛教徒为宣扬佛法，或为布施寺院，自作苦行，谓之“舍身”，《大智度论》卷十称，布施财物只是外布施，而舍身才是内布施。佛教中有舍身饲虎的故事，历史上又有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隆庆六年(1572年)，一位名字不详的王姓施主来到北石窟寺舍身，显然与上述情况不同，因为这时早已不是佛教信仰狂热的时代，他的舍身未必是信仰的虔诚，很有可能是祛病或还愿，其中也许掩藏着一段辛酸和无奈。
(六) 多次到北石窟寺游览
第165窟北侧阿修罗金刚杵上墨书题记: “嘉靖二十三年洮州左所千户□(侯) 侍之金人孙威到此观景……”，“嘉靖三十八年孙威又到……”。孙威于嘉靖二十三年(1244 年)和三十八年(1259年)两度游览北石窟寺，由于题记的残缺，无法知道孙威的身份和观景缘由。但他时隔十五年再度来北石窟寺游览，这在明清时期来此观赏的游人中是比较少。
综上，从佛教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明清时期已经不可能出现北魏隋唐时期开窟造像的热潮，主要是对固有石窟造像的修补和完善，对石窟辅助设施的增建。如第222窟，“窟内的颜色为明清时期当地信士重新彩绘”，又如第241窟为为北周开窟，唐代在西壁增开四个小龛，晚清时期进行了全面的补绘。这些维修活动，一方面保护了古佛，阻止了石窟不断残破的步伐，但同时也掩盖了北朝及隋唐时期壁画的华彩，对古代艺术品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作者系陇东学院历史与地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