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一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历史就是在依靠并动员、组织人民群众的过程中完成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也是一次规模宏大的人民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于获得了民心，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
　　镇原是陇东老区县之一，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长征经过镇原的新城、平泉、南川、城关、临泾、孟坝、太平等乡镇，10月，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经过镇原的武沟、马渠、三岔、殷家城等乡镇。1936年夏季，红军西征解放了镇原县北部地区，建立了红色政权。1937年初，红军援西军驻防镇原半年时间，发展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1940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马渠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镇原县政府，初辖原国民党镇原县第四区的马渠全部、孟坝一部分，划分为孟坝、庙渠、马渠、柳州、新集五个区，共有33个乡政府。解放战争时期，镇原人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突破层层封锁，不惜一切代价，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从各个方面全力支援战争、支援前线，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笔者通过《镇原县志》《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庆阳通史》等资料记述，对解放战争时期镇原人民对解放战争所做的贡献予以综述整理。镇原人民对战争的贡献，具体表现在参军参战、供应军需物资、慰劳部队、救治伤病员等方面，在人财物各个方面全面支援战争。
　　参军参战。在解放战争中，镇原广大人民群众，为了肃清国民党军、保卫家乡、保卫减租减息果实，积极参军参战，为地方和主力部队输送了大批兵员，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父劝子、母送子、妻劝夫、兄弟争相参军的模范事迹层出不穷，参与热情极高。据资料记载，1946年仅孟坝、柳州、三岔3个区，父亲领子劝子参加游击队的有八起，母亲送子的有三起，兄弟相争参军的有两起，妻劝夫上队的有一起；当年在全区征兵中，镇原游击区在短期内报名参军250人，是分区同样地域面积中参军人数最多的县。1947年，三岔区一乡三村佃户刘义，夫妻俩有3个儿子，老两口都想让儿子参军，但有怕对方思想不通，一天，刘老汉见村主任和自卫军连长来他家动员儿子参军，老汉心生一计，拿起一把菜刀，气呼呼地说：“谁要把我儿子领去当兵，我就和他拼命！”老伴忙夺刀说：“叫娃当兵是人民大事，儿是我养的，我愿意叫去！”老汉闻言顿变喜色。当时，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以《夫妻送子参军都有意 老汉提刀吓人原是计》登载报道，一时，镇原成为全分区参军的模范区。1949年7月镇原全境解放后，为了支援解放大西北，8月至10月间，镇原全县动员新兵760名（其中，孟坝区60名、太平区60名、新集区50名、马渠区60名、三岔区30名、肖金区90名、屯子区90名，临泾区120名、城市区10名、新城区60名、平泉区60名、中原区70名），动员归队战士200名（其中孟坝区140名、马渠区15名、新集区30名，三岔区15名），直接为人民军队补充了新鲜血液，壮大了人民军队的有生力量。参军同时，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镇原人民并没有被气势汹汹的敌人所吓倒，他们怀着极大的愤怒，采取游击战术，不断痛击来犯之敌，镇原游击队在解放区沦陷后迅速组建，并发展壮大，坚持内线作战的游击战争取得了辉煌战绩。1946年—1949年间，镇原游击队对国民党政府中央军、青年部队及其他地方武装作战140余次，打死、打伤敌人80余人，俘敌、捉获便探60余人，夺取方山、马渠、三岔、王寨原据点4处，烧毁碉堡7处，缴获各种枪支、弹药、粮食及其军用物资若干。
　　交售公粮。保障部队的粮草物资供应是支前的首要任务。为了保证前方子弟兵吃饱穿暖，多打胜仗，镇原人民在敌人不断骚扰掠夺、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节衣缩食，努力生产，踊跃交售公粮，全力支援前线。根据有关资料统计，1946年，镇原解放区筹集小米175000公斤、小麦800000公斤、饲料275000公斤；1949年7月至12月，镇原全县筹集军粮8927.6万公斤，麦面114万公斤。在完成交售公粮任务的同时，镇原人民还完成了边区下达的借粮任务。镇原人民素有借粮、捐粮的支前传统，红25军长征路过新城镇时，为感谢贺家向红军筹补和捐赠粮物，红25军战士送给贺家一面绣有“替国出力”的锦旗，这面锦旗至今还保存在贺家；援西军第四军军长陈再道给捐军粮的镇原绅士赠送“民族先锋”锦旗。镇原人民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粮食一袋袋、一车车送往前线，1949年7月，镇原、西峰、新宁、新正向专署借粮18.5万石。陇东全境解放后，为支援大西北，解放区出动驮畜1400头，从镇原向瓦亭运送米面10万斤、饲料20万斤；同时，分区在镇原县城、西峰城外、宁县焦村设立3个供应转输站，镇原县城及其附近村镇磨面10万斤，集中到转输站后统一运往前线，保证了前线的部队的粮食供应；1949年8月，第一野战军开始向兰州进军，镇原联合环县向固原转运小麦2000万公斤、饲料12万公斤，第一时间保证了第一野战军部队的粮食供应和战马饲料供应。
　　担架运输。解放战争一开始，担架及驮畜运输成了解放区人民一项有组织、固定性的支前任务。在担架和运输中，镇原人民竭尽全力，发动群众组成担架队，全力以赴支援战争，军队打到哪里，群众送粮、送草、担架就跟到哪里，长年累月随军服勤，为支援部队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据资料记载，1947年，镇原解放区先后组织担架700多付，参加2000余人，运输队33个，543人参加，动用牲畜322头；1948年，镇原组织担架86付，支前群众2000余人；1949年，孟坝、马渠、新集、三岔等四个区，组织担架200付，支前群众1200余人，动用牲畜300头。镇原全境解放以后，组织担架354付，支前群众1800余人，动用牲畜1768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西进宁夏、兰州等地运输物资、抢救伤员两个多月，往宁夏、平凉一带运送军粮978500公斤，面粉47000公斤，饲料80500公斤。同时，各区、乡还在沿途组织了修路队，修桥补路，并设供水站、粮草站、招待店，建立哨站、通讯站，接应部队。
　　缝制军鞋。人民解放军行军打仗，全靠两条腿，鞋袜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制做军鞋十分重要。当时，做军鞋的办法是由政府布置任务，每双军鞋发放6尺至8尺布做原料和手工费，但由于政府财政和物资困难，布匹往往发不到群众手中，或者不能按时发放。镇原解放区的广大妇女，不计较报酬，农忙时白天干活，夜晚在灯下精心缝制军鞋，除完成政府布置的任务外，她们还将平时积攒下来的零星布料拿出来做成军鞋，无偿地慰问人民子弟兵。据资料记载，1946年，镇原解放区做军鞋2600双；1948年11月至年底，做军鞋3640双；1949年，孟坝解放区做军鞋2200双，柳州解放区1350双，石佛区950双，马渠区800双，新集区2000双，三岔区800双，共计8100双。5月以后，柳州区、石佛区、马渠区、三岔区群众做军鞋3500双；镇原全境解放以后，又做军鞋15500双（其中，屯字区3000双、肖金区2000双、中原区2200双、新城区1700双、平泉区1000双、开边区2000双、临泾区2000双、太平区1000双、马渠区450双、城市区150双）。
　　慰劳部队。广大人民群众不仅积极参军参战，而且主动给新兵家属解决困难和慰劳新兵，很热心。三岔区一乡杨维邦杀鸡杀羊，请抗属刘义和游击队员李彦英的儿子一同吃饭，董长华、李荣章各送鸡一只，在何国西家做席请游击队队员吃饭（该乡区共请吃饭十几席）；三乡三村还给游击队员撤了裤子、借了皮袄和铺盖。1946年8月，由于国民党40万大军包围进攻中原解放区，王震率领359旅分两路，千里转战进入陕甘，途经镇原时，镇原军民在有力打击敌人、掩护部队安全过境同时，县委、县政府组织解放区人民，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全力支援，并积极筹集物资，为部队的食宿做了大量工作，当时《陇东报》对镇原县人民慰问359旅部队作了报道，《镇原翻身农民冒雨赶路慰问军队》就是其中一例，“从9月3日到5日。镇原群众纷纷慰劳359旅，如接援的三旅部队慰劳了鞋441双，猪15口，羊116只，鸡蛋2037个，馍2000斤，……二区五乡任家沟群众任宗德听说咱们部队没鞋穿，连忙把自己的鞋脱下拿去慰劳军队，等着婆娘给自己做好再穿”。为了使前线战士能够安心作战，镇原广大人民群众大力开展拥军优属，各区、乡采取帮工、搭工等多种灵活多样的生产方式，不误农时帮助军属耕种、收割、打碾等，通过拥军拥属活动，既使军属更加放心送自己的亲人去前线保卫胜利果实，也使前方的战士们无后顾之忧地奋勇杀敌。1946年孟坝、柳州、三岔三区给游击队队员解决被子60床、毯子70条、皮袄60件、土地118亩等困难，慰问麦子1250公斤、羊12只、鸡44只、法洋8400元等，这些慰问品表达了镇原人民对子弟兵的关怀，密切了军民鱼水关系，激发了部队指战员战胜敌人的斗志，增强了争取革命胜利的信心。镇原全境解放后，当部队进入县城时，街道居民夹道热情迎接，并给部队慰劳羊105只、鸡153只、鸡蛋793斤、蔬菜3655斤；部队进城后，慰劳面粉20.8万斤，黄米12000公斤，饲料1200斤。县人民政府成立后，还专门组成慰问团先后两次到前线慰问子弟兵，共送羊209只、鸡120只、慰问信600余封、慰问袋（长5寸、宽3寸，用细布做成，上面绣花或剪字，书写姓名、时间，内装牙膏、牙刷、肥皂等）2700多个。
　　收容安置伤病员和革命工作人员。解放战争时期，镇原广大人民群众怀着对共产党和革命军队的深厚感情，无偿供应部队和革命干部的吃住，收容失散掉队的解放军官兵，常常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掩护安置伤病员，对待伤病员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为了掩护伤病员，广大群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屯字战役后，当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了数百名伤员，许多群众把自己为老人准备的棺材抬出来盛殓烈士遗体，先后共掩埋400多具烈士遗体。当地农民赵兴才碰见了一名伤员，左腿受伤，鲜血淋漓，他立即将伤员背到近处草窑内，藏了起来，白天让自己的儿子送吃送喝，晚上他亲自护理，他用五斗麦子换来药膏，为其医治伤口。不久，被敌人发现，两次前来搜查，由于群众事先通风报信，伤员得以安全转移，伤好后，赵兴才又乘夜晚用毛驴将伤员送回了部队，送走伤员后，敌人抓捕他，他只得到处流浪，直到解放后才返回家乡。当地群众孙宽太、孙宽善兄弟二人下沟担水，发现路上躺着一名受伤战士（西北野战军某部团长刘琨)，昏迷不醒，伤势垂危，他俩立即将伤员背到家里，孙的母亲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精细护理，百方医治。刘琨在孙家养伤3个多月，期间，匪兵多次来家中搜查，孙妈妈即使顶着刺刀也没有透露半点消息。刘琨痊愈后，孙妈妈让他装成大夫，孙宽善牵着毛驴护送安全归队，1948年10月，西北文艺工作第一团将这个事情编为剧本《孙大伯的儿子》，在解放区到处演唱。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人民群众用自己生命掩护解放军战士，当地许多群众家中，就是解放军战士的休养所、供给站。屯子战役中，当地群众从火线上救护解放军伤员数百人，人民群众把解放军指战员当成亲人，站岗放哨，日夜操劳，求医买药，洗衣做饭，精心照顾，使他们恢复健康返回了部队。其中西北野战军六纵70多名战士失散隐藏在当地地下党员段治财门前的沟内，敌人要到沟内搜查，被段设计应付并支走了敌人，晚上，他立即找了一个向导，连夜把战士全部送走。随后，又遇到4名解放军失散战士，他又将他们隐藏了3天，并亲自带路送回边区。
　　开展政治攻势。为了有效打击国民党军、地方匪军，瓦解保甲政权，积极收复沦陷区和开辟新解放区，在开展武装斗争正面打击敌人的同时，陇东地委提出在敌占区以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清剿为辅的斗争方针。镇原县积极贯彻上级方针政策，利用一切机会大力开展政治攻势，通过对所俘官兵耐心说服教育，反复交待党的政策，利用被宽大了的投敌分子喊话、亲朋捎信、散发传单等办法分化瓦解敌人。县武工队将我党的新闻报纸和战斗捷报，用原件或摘抄其重要内容到处张贴散发，用烟墨子到处书写“解放大西北”、“平分土地”等标语口号进行宣传。经过政治瓦解，1947年5月，国民党保7团一部20余人，在县游击队的争取下投诚；1948年，县武工队先后争取国民党2名班长，6名士兵及1名便衣特务等11人转变立场，并和我军建立了内线联系，有的还向我军提供了准确的军事情报。
　　肃反锄奸。镇原解放区沦陷后，胡马联军在镇原县镜内，大肆捕杀进步群众和革命干部，破坏中共基层政权组织，当地的不法地主、地痞流氓乘机组织“还乡团”、“突击队”，向人民实行反攻倒算，一时间地方民团、特务、反动道会、地主豪绅及特务奸细的捣乱活动十分猖獗，因此，肃反清剿匪特工作十分必要。1947年6月，中共西北局在《目前肃反斗争方针指示》中要求，“加强群众肃反教育，将内部阶级敌人与外来敌人的破坏活动、暴行及欺骗，向群众深刻揭露，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巩固地方治安，保障斗争胜利”。镇原县委按照《指示》要求，广泛发动全体军民，采取各种措施，加强锄奸肃反、清剿匪特工作，争取被欺骗的人民站到共产党一边来，对“还乡团”“突击队”等组织，组织地方武装，有计划地彻底歼灭。1948年4月至12月期间，镇原游击队、武工队处决了15名国民党保甲长、侦探，同时，向9名保长、甲长、侦探提出了警告。1949年7月，全县解放后，县城除了保留部分地方武装维持治安外，主要力量深入乡村，进行剿匪肃反斗争，歼灭抓获了大量的敌匪特，敌伪投诚及被消灭者共150余人，缴获步枪509支，轻重机枪7挺，各种短枪10余支，电话机23架，电台2部，骡马15匹和其他物资若干，肃反锄奸和剿匪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有力地巩固了人民政权。
　　在长达3年多的解放战争时期，镇原人民组成地方武装力量，英勇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敌人，为人民解放军供应粮草、抬运担架、救治伤员、输送弹药、补充兵员，主动为部队侦察敌情、提供情报、设哨排查、肃反锄奸、开展政治攻势，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拥军支前活动，为解放大军顺利挺进以最大的帮助，不仅为争取民族解放与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更促进了边区政权得巩固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密切了军民鱼水关系。
　　“党史书写着我们的昨天和今天，预示着我们的明天”。解放战争时期是陇东解放区最困难、人民经受最严峻的阶段，在物力、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镇原人民在“一切为了前线，全力支援前线”的号召下，不但勇敢的站在战斗的前线，手持武器，无所畏惧，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浴血奋战，拼死搏斗，保家卫国；而且倾家荡产，不惜余力，从各个方面全力支援战争、支援前线，保证部队供给，为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民群众是战争的坚强主体，是战争的可靠后盾，镇原人民用血与汗谱写的参军参战、拥军支前的光辉历史和对解放战争的贡献将永载革命史册。